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

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

2012/6/2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系列報導之二：東亞歷史共通教材的相關爭議與因應

【文 /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專任助理陳姵琁】【圖 / 張裕斌】

接續上一期（第42期）電子報的報導，本期介紹由日本都留文科大學笠原十九司名譽教授所主講〈日中韓共通歷史教材《開創未來的歷史》之作成背景與迴響〉的精彩內容，包括日本、中國大陸跟韓國等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編寫歷史教材的契機、在日本的反應、實際使用的狀況，以及後來重新編寫新書的情況和期望。

日中韓共構歷史教材的契機，是因為2001年代表日本右派思想的「教科書編輯會」編輯的《新日本史》通過教科書審查並於扶桑社出版，引發中國大陸跟韓國的抗議。2002年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及民間人士認為如果要讓東亞三國的學生對歷史有共通的認識，就必須要有共通的讀本，因此才有『未来をひらく歴史』（譯為《開創未來的歷史》，中文版稱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的編輯。笠原老師演講時也提到，他因為家永三郎的教科書訴訟，因而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並且在東京高等法院二審時以證人身份出庭，證明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使得家永三郎勝訴，從此之後，日本教科書在提到南京大屠殺的議題時，都不能否認此事。

在日中韓三國編纂共通歷史教材的過程中，三方常有衝突。笠原老師以三種語言版本的封面為例：韓文版的封面將「歷史」二字斜放，引起中國大陸的抗議，認為漢字怎麼可以不擺正；日文版原先的封面是以紅白兩色做設計，同時引起中國大陸跟韓國的抗議，中國大陸認為紅色是代表革命、侵略的顏色，不適合放在封面，韓國則認為紅色是代表「陰陽」中的「陽」，日本殖民韓國的歷史不該是「陽」的歷史，因此日文版第二版的封面改成綠白兩色，而綠色在日本是安全的顏色。可以說，不論是封面顏色、共通事件在不同民族的脈絡都各有不同的解讀跟歷史情感，這也是三國共構過程中最需要溝通協調的部分。

三國共通歷史教材原本是設計要給國中、高中生使用，但在日本的教育現場卻因教育法規的限制造成使用上的困難。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幾乎不出近現代史的題目，考試領導教學的情況下造成教師對近現代史的忽略。在日本，採用《開創未來的歷史》最多的反而是大學，笠原老師在都留文科大學跟專修大學開設的課程中都使用此書做為教材。大部分學生使用此教材的第一個反應是很震驚，因為沒接觸過這樣的史實，日本侵略中國的部分由中國大陸學者書寫、殖民朝鮮的部分由韓國學者書寫，讓學生能從敘述中瞭解中國大陸、韓國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感情。

如上期電子報介紹，日中韓三國歷史學者共同新編的歷史教材《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其中韓文版已經出版，中文版與日文版仍在做最後的修訂。相較德國跟法國、波蘭長達六十年的歷史對話和成果，東亞的歷史對話才剛剛起步，笠原老師也希望未來能加入臺灣和北韓，讓東亞的學生能對東亞的歷史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2012/6/2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系列報導之一：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經驗

【文 /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兼任助理翁琦惠】【圖 / 張裕斌】

本次由國教院與師大教育系合辦的東亞歷史教科書共構工作坊，首先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教授介紹東亞歷史教科書的共構經驗。他以〈十年來中日韓三國歷史共同研究的基本情形〉為題進行演講，並對該研究成果《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做介紹，包含目錄、編寫過程的困難與開會時學者的爭議、掙扎，還有出版的相關問題等。這本書對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來說都是一項很大的革新與挑戰，2005年出版後，在各自國內引起很大迴響，除了贊同的意見，也有許多批評的意見，例如各國寫自己的歷史，沒有寫對方的，相對的還是沒有以東亞歷史角度看整體事件，且較以戰爭為核心，看不到其他面向的歷史發展。

因應各方迴響意見，2006年開始，三國學者覺得有必要對已出版文本進行修訂跟進一步的研究，於是決定編寫第二本新書。新書由上、下兩冊構成，力求從新的東亞視角及提高共同視角做努力，在編輯過程中，三國的學者都需要從中學習和調適彼此的歷史觀點，新書訂名為《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除韓國已經出版外，中國大陸與日本正在準備出版中。

除上述兩本書所進行的跨國研究之外，步平教授也提到由中國大陸和日本政府間合作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計畫，從2006年12月開始進行。這個計畫邀集雙方的學者，以兩論並濟的方式，每個主題各由學者撰寫一篇論文，再比較雙方的共同點與差異點，時代也分為古代與近代兩部分，並於2010年向國際間陸續公開研究成果。

步平教授提到東亞歷史問題的複雜性，是由學術、政治、情感三方面交織而成，三者並不是完全分開或是完全重疊，而是有交集、有各自獨立、又有相關的部分。在政治方面，一個政治家對於歷史翻案的接受、省思，或是如何對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過程做判斷；如同戰後的日本，因為政治家們有所反省，才有和平道路的出現，像日本的和平紀念公園等，都是這些象徵。在情感方面，各國國民的歷史體驗都不相同，就像我們在面對同一個事件的歷史認識與他國書寫的歷史不盡相同，因此不同國家人民的歷史記憶也會有所差異。步平教授就提到中國大陸和日韓三國學生參加東亞歷史教材夏令營時，因為各國彼此對歷史認識的不同、不對稱，需要這樣的教材來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立場進行認識，如此一來，學生之間才能互相對話。在學術方面，著重的是史料、事實的部分，如同利用中日兩國對照照片的方式，將戰爭無辜受害者角色相同的部分一起擺放出來，讓大家思索「沒有參戰的人為什麼受到迫害？」或是從戰爭不同的歷史記憶來思考，比如從廣島看南京、從南京看廣島，站在不同思索角度來探討戰爭的議題。

學術有一體兩面甚至是多面的看法，如果要讓史實更客觀，就必須以多面向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因為過去視角很窄，在參加東亞教科書共構時，必需要再討論、增加自己的視角，也讓自己多學習。最後步平教授以歐洲德法、中東巴以等跨國共構教材為例，希望東亞共構歷史教材也能進一步借鑑上述不同區域的合作經驗，擴增參與對象和提升視野。